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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鄞州:“床板下放出了风筝”

据中国乡村之声《三农中国》报道,鄞州,位于浙江宁波的中心地带,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。1978年以前,这里是典型的农业县,“五田四山一分水”,以种稻为生,经过四十年的发展,这里已经成为一座蓬勃发展的都市新城。2002年,撤县建区,成为浙江省地方财政首个突破100亿元的区。四十年,见证了一段县域经济改革发展的故事,也见证了鄞州农民从“出工不出力”到“提心吊胆搞承包”,再到“放开胆子奔小康”的奋斗历程。

  中国乡村之声推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报道《浙江鄞州:改革开放微型口述史》,第一集《床板下放出了风筝》。

  朱鸣鸿:我是朱鸣鸿。这里是我的家乡,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,过去叫鄞县,是秦朝设郡县制后全国第一批建制县,也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地区之一。我的乡亲们热情,善良,又勤劳,淳朴。 

  从1978年到2018年,这里也是改革开放带来深刻变革的地方。而我和热情善良、勤劳淳朴的乡亲们一起见证了这场深刻的变革。

  朱鸣鸿:我曾经做过多年的一线记者,喜欢对比,喜欢发现。这里有一组数据:2017年,鄞州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万2千多元;1978年,鄞县农民的年人均总收入只有158元。 

  四十年两百倍的收入递增是怎么来的?朱鸣鸿的同乡朱国富今年66岁了,从1979年被录用为咸祥公社干部到1996年成为鄞县农业局局长、2002年转任区农办主任,他的职业生涯一直跟“农”打交道。他讲起过去村里的故事,依然令人心痛。

  朱国富:家里揭不开锅了,我到工作队后,家里就断粮了。我回到家眼泪都下来了,看到锅里煨的是什么?番薯干汤。没有粮食,1975年的时候。 

  这是朱国富记忆里的1975年。年轻的时候当过兵,身强体壮的农村小伙子,却被“穷”哭了。那时候,老百姓最怕听到的声音不是老虎的叫声,而是粮勺刮米桶的声音,因为米桶见底了。

  朱国富:我们那个生产队,30多个劳动力,120多亩地,夏收夏种,要干将近一个月。出工不出力,没有生产的积极性。 

  磨洋工,没积极性,生产效率低,粮食产量低,这可不是鄞州人天生懒惰,在宁波博物馆,正前方是一个半圆形的展台,再现的是北宋宁波港的客商往来的情景,背景是大海与帆船;近景是海内外客商或站或坐的蜡像,右侧一位北宋官员正在书写文件。

  宁波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黄勉免:我们宁波人素来就有经商的传统,宁波人经商也素来讲究诚信。 

  频繁的贸易往来,使得宁波人更开放,更灵活,也更能吃苦。但是,“大锅饭”却让善良勤劳的乡亲们学会了磨洋工。

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很快就把鄞县的乡亲们唤醒了。一些人谨慎试探,寻找变革的底线。

  1980年,邱隘第三生产队,这里只有农田。此时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没有推广,但是26个村民决定分田。

  邱隘第三生产大队队长应永兴:生产粮食一千斤,九百斤交公粮,自己才一百斤,不够吃。养的猪也一样,都得上缴。我们种粮没粮吃,养猪没肉吃。 

  应永兴说,那时种粮养猪都要上缴。所以,搞分田到户,就是为了能吃饱饭。但是分田要冒很大的风险。

  应永兴:没有改革开放,我们大队只有3%的地可以种经济作物,种多了就是搞资本主义。 

  应永兴当年的工作搭档、大队书记李小才说,这顶大帽子被扣上可不得了:

  李小才:被抓成典型,就要倒霉,永世不得翻身,相当紧张。成分不好,上学上不了,当兵当不了,找不到对象。 

  现在的村书记周慈明当年分田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。他说,分田的的好处立竿见影。人们积极性上去了,粮食多了。

  周慈明:第一年就把所有的劳动力都发动起来了。我包了13亩地。分地之后,产量提高了。 

  在村里,村民在心惊胆战中分地;在干部中间,要不要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掀起了激烈的争论。

  今年已经84岁的俞舜民老人,得知分田的时候是县里的一名干部。

  俞舜民:当时我认为他们没有违法。所以我没有制止他们。当时我们书记是反对的,后来中央出来文件,他也想通了。 

  这样的争论当时不仅县里有,乡镇、大队都有。朱国富那时已是乡镇干部,他对那场争论记忆犹新:

  朱国富:当时有个党员提议分地到户,他说有地方已经这样做了。但是有个老干部说共产党辛辛苦苦几十年,一下回到五几年,这不行。我们这儿有个地方叫象山港,老干部说,除非象山港这么干了。 

  象山港没有干,但是,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闯劲和韧劲却不可阻挡,改革开放这场伟大实践的推动力量远胜沧海桑田。很快,1983年,全国开始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包括周慈明在内的邱隘镇下万令村分了田的农民,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

  乡亲们的胆子也慢慢大了起来,他们克服重重阻力,走出了农田,奔向更美好的生活。那种决心义无返顾。东吴镇勤永村支部书记谢军斌讲述了改革开放之初,他父亲的一段故事。

  谢军斌:我爸爸要到外面打拼,村里说如果出去就每天交给村里5块钱,那时候5块钱不得了。目的就是不让我爸爸出去赚钱。 

  尽管每天要交给村里5块钱,谢军斌的父亲还是离开村子去上海了,凭着泥瓦匠的手艺,他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。

  从磨洋工,到提心吊胆,再到冲破层层阻力,屡创新高。鄞州区副区长朱晓丽是这样理解农民的变化的:

  朱晓丽:他们非常朴实、勤劳。对新生事物也愿意积极尝试。在政府引导和推动的过程中他们接受度比较高,体现了开放的理念和态度。 

  改革开放究竟给农民带来了什么?正如朱晓丽所说,改革开放就是给了农民自主选择的机会。

  原来的邱隘第三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应永兴,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,从1978年到今天,他见证了这段历史:

  应永兴:我们宁波有句老话,“床板下放风筝”。过去上面有“床板”,“风筝”放不出去,现在可以放到宇宙去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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